有人说，科举制度很公平，使寻常人家的孩子都有机会做官。这是个概念性错误。官是什么？是奖励？是恩赐？是飞黄腾达的机会？若以此念做官，贪官污吏永远不会消除了。
科举的真正目的是不拘一格选人才。选什么样的人才？当然是品德高尚的人才。科举的考试内容，就是四书五经里的东西。
但是，科举的弊端是，一旦涉及考题，人们便急于寻求正确答案，很少顾及如何从四书五经中汲取养分。我翻译《若望福音学习教材》的时候，一位圣神同祷会的朋友提醒我，不要把圣经学习变成学术研究，是一个道理。
我高考时，政治分数最高。说明我政治觉悟高吗？我对当时的政治课厌恶透顶，但我知道怎么答题。
无论是科举制还是以前的推荐制，都是想找遁吏，所荐非人，是要受罚的。
做官不难，太监可以擅权，风尘女可以一路睡到厅级。难的是找到那些甘愿放弃己利，乐意为国为民做奉献的人。
在儒家文化圈，如中国、韩国、日本，以职务称呼对方是表示尊敬，但西方则无此概念。比如称呼“某某主教”，人家一点都感觉不到有尊敬的意思，英文称呼主教为Excellency，中文翻译成“主教大人”，其实没有“大人”的意思，表示一种尊敬。对枢机主教的尊敬度就更高一层了，叫Eminence。对高职位的神父，要称他为Monsignor，中文叫蒙席，音译，无席位的意思。对其他神父，在他名字前要加上Reverend。都表示尊敬，就是程度上不一样。对普通修女，英文中没有尊称，但对年长修女和修女院长，要称Mother，中文叫嬷嬷。
天主教中的“吉祥“数字。其实没有吉祥的意思，但有纪念意义。比如3代表三位一体，7代表天主创世，12代表十二宗徒。12有个专用词，叫dozen，就是一打。有人为了图吉利，买6个鸡蛋不说6，说半打。
13是个“坏”数字，代表茹达斯。所以菲律宾的门牌号和楼层均无13。我遇到13，则把它理解为耶稣和12位宗徒。这下吉利了。
教会提倡我们听古典音乐，所谓古典，并非只是古代，而是过去的那些经典音乐。菲律宾人受美国文化影响，大多喜欢流行歌曲，所以只有一个古典音乐电台，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台，除了古典音乐，它还插播圣经金句讲解和新闻。巴西和俄罗斯的古典音乐台也很好听。我曾试听柏林古典音乐台，悲戚得很，拒之。
古典音乐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为例。
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它的第一乐章，听起来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生活的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但是，它并不让你感觉到秋风扫落叶的悲凉，而是产生一种“悲愤”。主旋律不断重复，你便不断感受那生活的艰辛。
听完第一乐章，要继续不往下听，不带把人情绪搞坏了就不管的。接下来便是安慰，让你慢慢地、温情地想起生活中那些美好的片段，让你感觉到生活好像并不太糟。最后，乐曲变得雄壮起来，让你鼓起勇气，充满信心，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当然，听不懂音乐也无所谓。听得懂神父讲道吧？那就可以了。
想起一事。当年去见一教友，公司老板。离开时教友让司机送我。
在车上我问：听说你们老板信天主教？
司机：嗯。我们村也有信天主教的。
我：你说这帮信天主教的，在为人上要比别人好吧？
司机：嗯……[短暂思考]……没啥区别吧？
我在想，咱们对外人笑的次数是否跟外教的一样少？
一些举手之劳的事，能帮是否应该帮一帮？
一些能管的闲事，比如家庭不和，邻里纠纷，等等，是否应该劝劝？
能暖人心的，其实就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二战时美军指挥官发现一片树林，认为是伏击的好地方，晚上派士兵埋伏在树林里。与此同时，德军指挥官也看上了这片树林，也认为是伏击的理想之地，于是晚上亦派兵埋伏在里面。清晨，一美军士兵跪起来念早课，不意一德国士兵爬过来，他也是天主教徒，于是两人一起念早课，祈祷完后，两人聊了起来，谈到战争走向，德兵认为是双方联合起来打苏军。其他美军也遇到同样情况，发现身边埋伏的竟是德军！由于双方接到的命令都是伏击，还是各干各的营生好，互不侵犯，彼此打个招呼，或互换点食物，尝尝新鲜口味。双方指挥官均认为伏击搞不下去了，于是经过协商，同意双方互不交火，各自撤出林地。
选自美国老兵的回忆录。
天主造了万物，认为是好的。………可是，老鼠、蟑螂呢？这本是我想到天堂问祂老人家的。现在想来，可能不必了。
有段视频：小女孩放学回家，还没来得及打开房门，一相貌丑陋的獾熊悄悄上来咬住她不肯松口，吓得她大叫，母亲闻讯冲出房门，去赶獾熊，却被它咬住手腕。母亲抬起手臂，那獾熊就这么吊着也不松口。她用力甩了好几次胳膊，才把獾熊甩掉。
这种獾熊不是捕食类动物，但它却追着咬人，穷凶极恶，而且丑陋，与魔鬼无异。
所以，我想，天主造这些丑物可有很多理由，但其中一条大概是提醒我们魔鬼之丑陋与邪恶。
历史还是恢复原貌的好，可避免人类犯同样的错误。历史不应作为宣传手册，不存在美化谁，丑化谁的概念。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如实记载。
举个例子，日本说某国正在走日本过去的老路。该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又没搞军国主义。可是，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了？那是别国给它按的抬头。当年日本的政治理念是这样的：
我国已成世界强国，完全可以跟美国抗衡。西方列强在亚洲建立殖民地，奴役亚洲人，不可接受。我国，作为世界强国，应该承担对亚洲的责任，赶走西方列强，把亚洲人从西方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亚洲各国独立，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大东亚共荣圈，各国共同富裕，生死与共。
在实操中，也受此理念的影响，除了有争议的台湾[台湾土著说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话]，日本吞并哪个国家了？在他们眼里，只是扶持了一个亲日政府。当年的日本士兵也受此影响，他们诧异，他们是来解放亚洲人的，怎么这些人会恨他们？
日本的错误是太过骄傲，高估了自己的强大。他们认为大和民族伟大得不得了，所幸还没对他族历史感到嗤之以鼻，还不至于嘲笑弱国，但还是失败了。
中国缺少生命伦理的概念，这也是教会与国家需要研究的课题。一方面，ICU病房的穷人没钱了，就把管子拔了，氧气机停了，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在菲律宾从未听说没钱不给治病的。另一方面，比如我祖父，百岁后患脑血栓，国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着，浑身插满管子，最后舌头都长癌，耗了整整七年。受多大罪。是不是非得把全世界最好的药都用上？抑或可用保守治疗，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为主？不知道。菲律宾有临终关怀，也不知有什么限度？家父要求病危时不给他插管，我不敢答应。
这都需要生命伦理专家给个具体的尺度，使家属良心平安，患者也少受痛苦。
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的检讨，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日本是自愿式的，他们普遍的共识是不能再有战争，而防止日本再次卷入战争的最佳选择，就是减少政府的权力。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民众没什么约束力。
德国的检讨是政府强迫的、自我作贱式的。他们销毁了所有纳粹的书，以致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到底是什么思想对民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团结一致？他们甚至不允许表面上的、涉及纳粹的东西存在，比如行纳粹礼。这个举手礼完全可以赋予其它的意思，但是不行了，因为纳粹用过。
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教材和改编的历史使人们相信，纳粹就是恶。
既然纳粹是恶，与它建交的便是纵恶。碰巧梵蒂冈没与它断交。梵蒂冈冤得不得了，说二战时收容了多少犹太人，连以色列都几次表示感谢。即便如此，还是不能令德国人满意。教会出了部电影，展示一位神父如何受纳粹的迫害，但这只是个例，其他神父都在鼓励年轻人保家卫国。
教廷似乎默许德国教会与教廷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教宗司空见惯。比如德国教友写的一部教会史。书中记载教宗说如此如此，然后补充道其实教宗的意思是这般这般。这个补充是要有历史依据的，否则只能算是作者的主观判断。可主观判断怎么能载入史册？可能德国人已习惯于改编历史了。有的德国作者本人并不反教宗，但他写的书中却不忘批评几句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似乎成了德国的一种时尚，好比我们过去写文章，非要加入几句“最高指示”。
德国战败时，有很多纳粹党人携带文件逃到南美，所以，南美教会对当时的历史是了解的。他们时不时发声，说纳粹没杀那么多犹太人，听到此言，最感愤怒的竟是德国政府。
德国政府还想方设法让德国人产生负罪感。这样一来，人没了自信，不敢有什么思想，更别说坚持真理的勇气了。例如俾斯麦，他统一了德国，强调德意志精神。他属于保守党，虽然信奉新教的信义宗，却承担起保护天主教会的责任，免受自由派的迫害。俾斯麦还为德国做出很多其它贡献。但是，在德国人眼里，俾斯麦是坏人，直到最近，德国才承认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做出了贡献，视为伟人，排名第九。排名第八的是印刷术发明者。
德国人的不自信，从政府层面就能看出来。有篇报道说，德国政府就像不成熟的孩子，它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通常是美国教它。它很在意邻国的看法，邻国有意见，它便改正。至于美国传授的或邻国的意见是否正确？德国人不关心这个。
这便是德国主教们所处的环境。西方的堕落是个普遍现象，爱尔兰教会正跃跃欲试，准备反击，但德国教会却失去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