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于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卒于1642年1月8日

伽利略的父亲凡森佐·伽利略属于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在音乐与数学方面有些声望。伽利略从小喜欢学数学和机械。他的父母认为这些学科没有实质性的回报，而希望他学医，但伽利略没有遵从。这个年轻人的天赋很快使他在自然哲学家中名列前茅。

伽利略最大的优点是喜欢把实验与计算结合起来，他反对不直接走向自然去探究她的规律与活动，而这种做法在当时却很盛行，人们从权威，尤其是从亚里斯多德那里获得知识；认为亚里斯多德把一切事物都盖棺定论了，结果很多错误结论都被继承下来。伽利略毅然决然地反对这种迷信，拒绝相信已被认为无可置疑的很多信念，结果招致对手的激烈反对和愤慨。更糟的是，伽利略是个极好争论的人，他并不满足于驳倒对手，而且还喜欢羞辱对手。此外他还运用他那非常有才华的笔触嘲笑、激怒对手。毫无疑问，他这么做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主要是因为这些麻烦，人们现在还记得他。正如大卫·布鲁斯特（在《科学殉难者》中）所说：“伽利略坚持让他的敌人改变信念时的大胆（但愿我们不说‘鲁莽’），使他们疏远了真理。”

尽管在公众眼里伽利略主要是个天文学家，但他并没有在天文学方面做出真正实质性的贡献——就像权威科学家拉格朗日、阿拉果、德朗布勒所证实的，伽利略的贡献是在力学（尤其是动力学）领域。他在20岁前，通过观察比萨大教堂里吊灯的摆动，发现了摆的等时性，五十年后，他将这个原理应用于一座大钟的建造中。1588年，他的一篇关于固体重心的论文使他获得当代阿基米德的称号，并获得比萨大学的讲师职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利用著名的比萨斜塔，在实验上建立了自由落体原理的基础，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错误：物体的下降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这个错误已被大家所接受。伽利略的原理立即遭到亚里士多德学者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无法接受与他们师傅的格言相反的事实。伽利略因为这个“祸事”连同其它的麻烦，只好离开比萨，回到他的故乡佛罗伦萨。1592年，靠朋友们在威尼斯议会的影响力，他得到了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8年，名望与日俱增。他后来又回到佛罗伦萨，被任命为托斯卡纳大公的特派哲学家和数学家。从这时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自然。继比萨实验和其它斜面实验后，伽利略建立了用公式表达的自由落体定律。他还验证了抛物定律，早于牛顿最终建立的运动定律。他研究摆线的性质并尝试解决它的求积问题；而在包含微积分雏形的“无穷小”方面，他是首先引入几何证明的人之一。在静力学方面，他验证了平衡定律和虚速度原理。在流体静力学方面，他阐明了真正的浮动原理。他还发明了温度计，尽管尚有缺陷。但是他并没有像所传闻的那样发明过显微镜。

如上所述，尽管伽利略因天文发现而广为人知，然而他的声望主要不是由此而起。他在天文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发明了望远镜。1609年初，一个名叫利普西的荷兰光学仪器制造商生产出一种能放大远处物体外形尺寸的仪器。伽利略马上看出了它的原理，他用了一个晚上研究光的折射规律，接下来便制造出一个能放大三倍的望远镜，不久它的放大倍数又增加到三十二倍。伽利略用这台望远镜观测天空，诸多发现使他成名。月亮的表面并不像旧天文学讲述的那样平坦、完美，它有山峰、峡谷以及其它与地球相类似的外观。木星有好几个卫星，就像一个微观的太阳系。这些发现支持了哥白尼学说。反对日心说的人认为，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金星和水星应该与月亮一样有变相（译者注：月亮的盈亏或其它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形态称为变相），然而这些现象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正因为此，哥白尼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些行星是透明的，太阳光可以穿过它们。但是，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却发现金星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变相，于是异议转向对哥白尼学说的争论上。终于，伽利略不久发现的太阳上的几个黑子，证明了这个发光体在旋转。

早在这些发现以前，伽利略就已经放弃了托勒密天文学说，转而支持哥白尼学说。但是，就像他在1597年给开普勒（开普勒·约翰尼斯，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他创立了三大定律，说明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的信中提到的，他极力不使自己成为这个学说的鼓吹者，免得像哥白尼那样被嘲笑淹没。但是，这些发现使伽利略马上意识到它们的意义，于是把一切担忧置于脑后，成了哥白尼学说的公开支持者。这些发现很吸引人，因为它们确实是可知现象的证据，但它们并不能引出新的体系，也无法使伽利略有资格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就是他的发现，但是在科学理论的完善上却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这些发现固然重要，但是任何一个使用望远镜的细心观察者都能做到。伽利略忽视了理论证明的重要性。与他同时代的伟大天文学家开普勒早在1609年就已经发表了他那著名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十年后又发表了第三定律，然而伽利略却完全不予理睬。法国天文学家德朗布尔（1749-1822）说，伽利略真不应该提及这些发现，（理论证明）要比他的发现困难得多，最后是牛顿确定了普遍原理，它构成了天体的机械系统。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伽利略提出的、用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证据，还远不足以推翻托勒密等古人提出的地心说，也无法使像第谷（1546～1601，丹麦著名天文学家，他没有活到看见望远镜）和培根爵士（1561-1626，英国哲学家，提出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理论。他至死都没相信日心说）这样的名人信服。还有米尔顿（1608-1674, 英国诗人, 《失乐园》的作者），他拜访了年事已高的伽利略。米尔顿显然没有做判断，因为在他的伟大诗篇中，似乎两种学说都喜欢。伽利略用潮汐现象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线自转，现在已普遍认为是一个严重错误。他嘲笑开普勒的提议：月亮的某种神秘作用在影响潮汐——而这正预示牛顿学说的建立。关于彗星，伽利略再一次错误地认为那是大气现象，就像流星一样。尽管第谷已证实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但伽利略却认为第谷的论证是反哥白尼学说者的刻意反击。尽管伽利略的争辩非常缺乏说服力，但他坚信真理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习惯性地用激烈的方式要别人信服，结果惹上大麻烦。关于这段历史，有两个重点需要考虑，首先是人们（尤其是现代人）设想教会当局反对日心说是因为她仇视科学，希望人的思想处于无知的黑暗中。其实这种想法是十分可笑的。在世俗院校成立以前，教会始终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其次，认为教会里所有的教士都坚持地心说也与历史不符。哥白尼就是教士，是他首先提出与地心说相反的学说。他的巨著《天体运行论》是在两位著名教士（松伯格枢机主教和卡姆教区的吉斯主教）的强烈请求下才出版的。该书还献给了教宗保禄三世。哥白尼并不情愿出版《天体运行论》，他解释说，该书一定会遭到“数学家”（即哲学家）的反对，因为它显然与我们的理解，甚至与常识相矛盾。他补充道，他不想成为自以为理解圣经的人的攻击目标。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天主教并没有反对日心说，尽管马丁·路德和菲利普·梅兰希顿（路德的朋友）谴责哥白尼的学说。保禄三世和他后面的九位继任教宗，包括宗教法庭，都没有反对日心说。如上所述，伽利略在1597年只是说，他可能会因为拥护哥白尼学说而受到嘲笑，完全没有提到会受迫害。甚至当他发表他那著名的发现时，教会也没有责难他。相反，他在1611年去罗马时，受到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热烈欢迎。大家跑去看他，而他则在属于班丁枢机主教的奎里纳尔花园架起他的望远镜，供大家欣赏，观看太阳黑子和其它星球。

伽利略遇到麻烦是在四年以后。教会当局对坚持哥白尼学说为真理的伽利略发出警告。他们的反对是有据可依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教会是害怕人们会因科学真理的传播而受到启发。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与此相反，培根和其他科学家使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深信，这个新学说根本就是错的、它不是科学。今天，人们已承认伽利略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来支持他所热烈鼓吹的学说。贺胥黎教授在研究了伽利略案件后承认，伽利略的反对者“更有说服力”。其实教会当局最关心的只是圣经的权威性，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圣经中的话是最具科学权威的。所以说，当若苏厄（圣经中的人物）在祈祷中提到太阳停在空中时，人们便以为哥白尼和伽利略是反圣经的，所以是异端。自哥白尼时代起，对宗教改革的争论已使人们对圣经的新阐释产生极大的怀疑，而伽利略与他的支持者弗斯卡瑞尼在圣经领域为哥白尼学说争辩，也同样令人质疑。弗斯卡瑞尼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的修士，有贵族血统，他两度成为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的区长，因出色的讲道和资深的神学造诣而闻名。弗斯卡瑞尼热切地参与争论，他试图用旧约中的七叉灯台来支持哥白尼学说，并用本国语出版了他的作品，用这种方法传播新学说，自然使不知如何判断对错的大众、甚至学者哗然。当时在意大利有一个活跃的怀疑论团体，他们的宗旨是推翻所有宗教，就像大卫·布鲁斯特爵士（在《科学殉难者》中）所说，毫无疑问，这个团体全力支持伽利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伽利略听说有人指责他的学说反圣经，于是便于1615年12月去了罗马，他受到了礼貌的接待。不久，宗教裁判所询问了他。在经过多方咨询后，宗教裁判所宣布他所拥护的学说有科学上的错误，并且反圣经或者说是异端，他必须放弃这个学说。伽利略表示服从判决，并发誓不再传授该学说。1616年3月5日，宗教法庭颁布法令，把哥白尼学说列入禁止出版的异端作品中。该法令没有提到伽利略和他的作品，教宗也没有在该法令上署名，尽管他毫无疑问同意这个决定。不可否认，教会当局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而又不幸的错误，在正确使用圣经方面，它支持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原理。伽利略和弗斯卡瑞尼正确地强调说，圣经的目的是教导人去天堂，而不是告诉人天空是什么样子。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哥白尼学说；把哥白尼学说作为假说来传授也没有任何异议，该学说采用比托勒密学说更为简单的方法阐释天体万象，天文学家可以采纳该学说加以应用。教会当局唯一反对的是断言哥白尼学说是真理，因为“它显然与圣经相矛盾。”此外，做出判决的法官们并没有把该判决视为最终和不可撤销的裁决。枢机主教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贝拉明枢机在劝弗斯卡瑞尼和伽利略时说，他们应该把他们的学说用来解释天象，加以实际应用，而不应用来断言他们的学说与圣经有矛盾。贝拉明枢机在给弗斯卡瑞尼的信中说：

我认为，如果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证据，证明太阳是固定的，没有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绕太阳旋转，那时我们才有必要非常小心地阐释圣经中与其矛盾的那些段落。我们应该说我们误解了这些段落，而不应断言它们是错的。

这是哥白尼的作品第一次被禁止，只有做了必要的修改才能出版，比如称哥白尼体系为假说，而非已被证实的事实。但是，从事科学的学者和专家在得到许可后，可以看到未经改动的原版。

冯·吉布勒说，伽利略看来对宗教裁判所的法令相当自若，他满意地说对哥白尼作品做些不重要的改动没关系。他离开了罗马，但是带着明显的要破坏誓约的意图。如果他安安稳稳地从事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他就没有机会违约。1624年，伽利略再次访问罗马，他受到了“贵族式的慷慨招待”。就像巴贝利尼枢机所说，时任教宗乌尔班八世是伽利略的朋友，并且反对1616年对他的指责，教宗赠给伽利略一笔抚恤金。但是，作为身处罗马的外国人，伽利略无权索要抚恤金，所以布鲁斯特说，这笔款一定是作为科研经费赠与的。令伽利略失望的是，教宗并没有废除宗教裁判所先前做出的判决。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后，写了一本对话集，在书中一个杜撰的托勒密学者被两个哥白尼学者彻底驳倒，这使伽利略的敌人再次燃起怒火。该书于1632年出版，这显然违反了他先前的誓言，所以他再次被告到宗教裁判所。伽利略没能显示出坚持主张的勇气，只是声明自1616年判决以来，他绝没有宣扬过日心说。这个声明显然没起什么作用，他被判为“极其疑似异端”而被关禁闭，并要求三年内每星期念一遍七段悔罪圣咏。

这个禁闭判决一直持续到伽利略1642年去世。但是，称伽利略为“犯人”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基督教传记作者冯·吉布勒告诉我们，“只要看一眼这个著名案件的真实历史资料，就会使所有人确信，伽利略总共在宗教裁判所里住了23天，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被关进带铁窗的牢房，而是住在宗教裁判所漂亮、宽敞的办公室里。”后来，他被允许使用朋友们的房子作为他的监禁地，总是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的生活。至于所谓的他被拷打或被弄瞎双眼（尽管他在1637年，即在去世前5年完全失明）或被拒绝安葬在被圣过的墓地，则完全是无稽之谈。相反，尽管教宗乌尔班八世不允许在伽利略的坟墓上立碑，他却给临终的伽利略送去了特别的降福。他不但被埋葬在被圣过的墓地，而且还是被葬在佛罗伦萨圣克劳斯教堂院内。

至于伽利略的名言：“地球是会转动的”（谣传他放弃日心说后，从跪姿站起来时说的这句话），现已公认纯属虚构。这句话是在伽利略死后100多年才出现的。现已公认，伽利略案件并不是教会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教宗保禄五世或乌尔班八世都未将地心说作为教会信仰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两位教宗被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科学家们说服了，但是教会从未反对从事日心说的科学研究，只是不允许用日心说解释圣经，因为当时尚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日心说是正确的。至于伽利略在1633年的第二次受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因为伽利略违反誓言。

很明显，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对日心说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宗教裁判所并不代表整个教会。就像冯·吉布勒所说：

教会从来没有谴责过它（哥白尼学说），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根本不能代表教会。1616年以后，理塞罗和其他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仍被允许研究日心说，教宗也从未颁布反日心说的文件。

纽曼枢机主教说：“教会还没有干预过科学研究，伽利略案件是因为对他的断言有争议。” 德·摩根教授也在《地球的运动》一书中承认：

如果我们可以对伽利略案件作判断的话，它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人利用了教宗的权柄，在哲学范畴内审理了这个案子。

惠威尔博士（在《归纳科学史》中）提到这个案子时说：

我不主张断言说，反对新学说是罗马教会（译者注：新教对天主教会的贬称）的一贯做法。在聪明、有教养的意大利人中，很多最杰出的人物都是神职人员，是他们最先推动了科学进步。我们发现，很多伽利略时代的意大利神职人员都是哥白尼学说最早的拥护者。

参考文献：天主教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