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爱教

上次遭妄断的意外,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及一系列联想,在此与大家分享。

一人带一台湾教友来下面做圣神同祷。这人看上去像上面的,无所谓啦,把台友带来就好。他称我为潘弟兄时,还稍微欠下身子,让我想起狄更斯笔下那个虚伪的人,略感不适,但还好。

一次他来我家,两人聊性正浓,我问他:“你主日去哪个堂望弥撒”。他竟说:“哦,我还是爱国爱教。”我没说话。显然他发现我脸色不好看,匆匆告辞了。他爱d与否事小,但我无法容忍虚伪。什么叫爱国爱教?百姓受苦,你为民分忧了吗?教会有难,你伸出援手了吗?仅凭去上面望弥撒就标榜自己爱国爱教,纯属不要脸。

况且我没问他属上或属下啊。为何妄断?

爱国爱教完全是互不关联的两个概念。就如糖和盐,我爱不爱吃糖,并不影响我对盐的嗜好。

说到底,还是与官府的关系问题。这层关系应该很细致地探讨,不能粗浅地归纳为必须接受d的领导。我凭什么接受你的领导?我又不是官,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不但如此,民还有监督官府的权利。作为天主教徒,官府做得好,我们赞赏,做得不好,我们与官府私下沟通,不公开宣扬,这便是忠臣。作为民,我们遵守法律就可以了。于是,问题来了。

1、在世界各国,天主教徒向来是遵守法律的典范。但既然是天主教徒,他就得实践天主教完整的信仰。如果法律与之冲突,他照样会去实践完整的信仰,从而构成违法,与官府对立。官府是否需要尽可能多的守法公民?使一群善良公民与官府对立,不是很可悲的社会现象吗?所以,应该修改法律法规,保障天主教徒的完整信仰。

2、只要保障天主教徒的完整信仰,天主教徒不会与无神论者发生冲突。比如西班牙的执政党,就是个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党,是天主教徒选上去的,因为相信它能把经济搞上去。其次,中国天主教徒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其中不乏党员、官员家庭的子女,甚至有党员本身成了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与官府对立,纯粹是人为所致。最后,官府任命天主教徒曾荫权、林郑月娥为香港特首,又欣赏天主教徒马英九,同时却把国内天主教徒作为需要警察照顾的特殊群体,逻辑上说得通吗?天主教有反d倾向的理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

天主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西方的自由派。他们同时也想消灭中共。d垮,除战争与生灵涂炭外,中国必分裂成各个小国。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就会向台湾民进党搞的那样,荡然无存。难道官府与天主教不应该联手合作吗?

3、早在胡温时代后期,地方官说天主教如何危险,中央已不信了。如今情况更不相同,太上皇对天主教极有好感。今上是率先与梵签协议的。地方官如果不与时俱进,再制造矛盾、再出现群体性事件,仕途没什么前景了。

4、天主教教义本身,就不允许期盼别人遭殃,同理,亦不能期盼官府遭殃,我们只能祈祷官府更加勤政爱民。在我们蒙难时,我们只祈祷早日渡过难关,不敢诅咒加害者。对于这样一群善良的公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吗?

5、再谈“精神鸦片”。当时是在打江山,那套剥削理论不为民所动,所以责宗教为精神鸦片。现在是坐江山,民满足于充实的精神生活,不是件好事吗?若民只知追求物质享受,即使更富裕,民也不会满足。另外,文化生活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必须要由敬天、来世所支撑。天主教最接近我国的敬天传统。不畏天,不知天理,没有人会觉得有必要遵守道德准则。

6、地方官要有创新意识,何不变对立为支持?保障天主教信仰,给他们更大的空间,发挥社会作用,缓解社会矛盾。这个社会效益必然是明显的,而且有可持续性和可创新性。地方官也有业绩。否则地方官能向上面汇报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平安无事?

7、在培养民的社会责任、诚实可靠、道德意识、良心省察、家庭生活、幸福真谛,等等,有着两千年的经验。菲律宾贫富差异极大,但无人仇富,民虽然贫穷,却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按真实的快乐统计,不按西方自由派的收入、福利统计]。这就是天主教培育的结果。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这支优秀的维稳力量不立即加以利用,恐怕社会上的恶性事件以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