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如果康熙恩准罗马规定的礼仪……

礼仪之争，最终以康熙拒绝接受教廷关于中国天主教徒敬祖的礼仪而告终，致使他对天主教失去兴趣，使天主教不能在中国顺利发展。一些史学家对此甚感惋惜，并对教廷的“不识时务”颇有微词。

我们反过来看，如果康熙同意天主教徒可以不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祭拜亡灵，甚至他自己也信奉了天主教，那么没有人再认为教廷在礼仪上的坚持是错误的，甚至会赞扬教廷坚持真理的勇气。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真理便出现了问题。即，如果康熙同意，教廷制定的礼仪就是正确的；如果康熙反对，教廷制定的礼仪就是错误的。这违背真理的唯一性。同样一个礼仪，不能因为康熙的同意或反对而变成正确的或错误的。坚持真理是圣教会的一贯立场，教会的礼仪不应视为一个问题。中国天主教徒应按什么样的礼仪祭拜亡灵，当然是教廷说了算，康熙作为一个教外的皇帝，无权修改天主教法规。教会的法规是在圣神的光照下制定的，礼仪规则是为了确保我们得救，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的胃口。

贾治国主教曾经教导笔者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天主的存在，忽略了天主对人类历史的干预。”圣教会何时在中华大地广扬，时间表握在天主的手里，我们要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而已，对我们来说，传教的功劳是巨大的，但对天主来说，我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从人的角度看，即使没有礼仪之争，康熙也会在其它方面与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我们试从康熙的信仰、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从历史上看，康熙没有确定的宗教倾向，他尊儒，“亲临曲阜拜谒孔庙”；敬祖，“修缮历代帝王庙”，“六次南巡，五次拜谒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礼”；敬天，“率百官行拜天礼”；喜道教，“褒封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接纳佛教，修缮庙宇，上制碑文；对天主教亦有好感。但是，康熙对宗教并非全盘接纳，而是视其是否符合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采纳有用的部分。以佛教为例，他对其父顺治帝痴迷佛教心有余悸，“对佛教存在的弊端十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防范，以免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康熙对天主教的警觉度更高。仅以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技为例。他对西学很感兴趣，也还掌握了很多，但却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因为他不能确定西方科技给满清统治带来的是福还是祸。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记载，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康熙一向以谨慎著称，对于从陌生的西方传来的对天主教，他势必会关注她是否会给帝国带来不利影响，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考察她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由此看来，发生礼仪之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公众生活上看，康熙像其他帝王一样，是真龙天子，这个“超人”的地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文化均以此为中心；大臣们要跪拜天子、山呼万岁，这与基督宗教人人平等的概念相去甚远。如果康熙真的因接受天主教信仰而称自己不是天子，相信在各地官僚起来造反以前，宫廷内部就把他废黜了。事实上，康熙本人仅对天主教的一些教义有兴趣而已，远没有谦逊到与大臣们平起平坐的程度，更不用说见到教宗行跪礼，有了罪过要跪在神父面前办告解了。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除了用文字狱来消灭汉族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外，康熙靠汉文化来巩固江山。对于外来的、不属于汉文化的天主教，他必然慎之又慎。康熙推崇儒家思想。尽管天主教与儒家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差异也是明显的，而对君臣关系理解上的差异最容易发生致命冲突，礼仪之争与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在个人生活上，康熙除了有皇后以外，还有61位嫔妃。这不符合天主教伦理。几乎所有妃子都是在康熙结识传教士之后纳的，显然传教士并没使他的生活发生什么影响，被残忍做去势的太监也依然存在。从天主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教史可以看出，传教士们也是非常谨慎的。康熙所了解的天主教不外是天地之上只有唯一的天主，并且有中国传统文化加以佐证。至于一个天主教君王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服务民众、如何度个人生活，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可以证明康熙有这方面的思考。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责怪传教士们，他们深知当时的状况，在宫廷中不能把教义讲得太深入。汤若望只不过在兢兢业业地从事天文和历法工作，却也被诬陷有罪，要不是当时发生了奇迹，他就被斩首了。

礼仪之争只是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而溅出的火花。这种碰撞早晚是要发生的。幸亏只发生了礼仪之争，而没有触动更深一层的统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