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登基，“废潼关以东濒河诸关。癸酉，放宫女三千余人。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九月壬子，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龟(卜)易(经)五兆[古代的一种占卜法]者”。

《旧唐书·志一》认为，随着“幽(周幽王)、厉(周厉王)失道，平王东迁，周室浸微”，诸侯便不遵守礼教了，“数百年间，礼仪大坏”，后来“遭秦燔炀，遗文殆尽”。汉朝时，虽收集古籍，制定了礼仪，然“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汉光武帝“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但“汉末丧乱，又沦没焉”。到了隋朝，虽然有人说：“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认为“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不是]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隋书·志一》}，但后来还是注重于祭五天帝、五人帝。有鉴于此，唐太宗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制定新礼，就是《贞观礼》。房玄龄等认为，古代只有祭天，“近代䄍[祭]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但是，对有益于人祭祀，仍予以保留，其实只保留了“祭皇地祇及神州”，其它如祭祀二十八星宿等等，一概废除。

突厥颉利可汗再次入寇，太宗在便桥向突厥展示军威，颉利惧，讲和，“献入马三千匹，羊万口，太宗不受，但敕归所掠中国人口”。

太宗命将士在殿廷练习射箭，并“亲自考校，严定赏罚”。有人担心将士带兵刃在殿前，“万一狂夫窃发，为害甚大”，太宗笑道：“帝王视四海为一家，全国人民，均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腹，何患不服？”“将士等得了此谕，益自感奋，不到数年，尽成精锐”。

太宗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必令谏官随着，有失辄谏，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当延见，必问民疾苦，及政事得失，且尝诏廷臣举贤，各长官均有荐引”， “且尝引魏征入卧内，谘询军国重事，令他直陈无隐”。“(魏)征容貌不过中人，独有胆略，常犯颜苦谏，就使逢着上怒，亦必再三剖辩，卒能启迪主聪。太宗尝得佳鹞，置诸臂上，与鹞为戏，忽见征入内奏事，忙将鹞藏匿怀中。征佯作不见，故意絮陈，历久乃退。太宗始探怀取鹞，鹞竟匿死”。事后劝太宗“遏绝私欲”。“(侍中王)珪奉诏入谢，适有一美人侍立御前，由珪瞧将过去，似曾相识，便故作窥视状。太宗指语珪道：‘这是庐江王瑗的侍姬呢。瑗闻她有色，杀死她夫，强行占纳。如此行为，怎得不亡？’珪答道：‘陛下以庐江为是呢，为不是呢？’太宗道：‘杀人取妻，还要说甚么是非？’王珪道：‘今陛下既知庐江王过失，复纳庐江王侍姬，臣以为圣心必赞成庐江，否则何故自蹈覆辙呢？’太宗不禁爽然道：‘非卿言，朕几怙过了。’待珪趋出，即将侍姬放归母家”。“太宗尝令祖孝孙教宫女乐，偶不称旨，为太宗所责。珪邀温彦博入谏道：‘孝孙雅士，今乃令教宫人，更加谴责，毋乃非宜’。太宗怒，彦博免冠拜谢。珪独不拜，且复道：‘陛下以忠勖臣，今臣所言，便是忠直，难道心存私曲么？’太宗默然不答。珪竟趋退，彦博亦去。次日，太宗临朝，语房玄龄道：‘从古帝王纳谏，原是难事。朕昨责二卿，今已自悔，卿等勿为此不尽言！’”

“自贞观元年至四年，唐室大治，岁断死囚止二十九人，几至刑措。斗米价只三钱，东至海，南至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道旁”。

“朔方尚为梁师都所据，未曾告平”，太宗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往讨梁师都，占朔方东城。突厥出兵援救师都，被击退。唐军將师都围于城中，未几城内粮尽，(师都从弟)洛仁刺杀师都，举城降唐，至此全国统一。

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均居于漠北。颉利部落势衰，薛延陀、回纥等铁勒[最早叫丁零，又称敕勒、高车]部落皆叛。侍臣等多劝太宗乘间出击，太宗道：“朕与突厥新盟，口血未干，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就使他种落尽叛，六畜无遗，朕也不欲进击，必待他自来寻衅，然后往讨”。颉利侄突利可汗降唐，太宗谓自己又喜又惧，说：“朕或失道，他日亦与突厥相似，岂不更可惧么？卿等宜随时纳谏，辅朕不逮，庶不至蹈彼覆辙”。颉利伐突利，突利求援，众臣主张发兵，“太宗虽然称善，意中却主张从缓，但命整备军需，观衅乃动。不意颉利竟来犯边，廷臣请修筑古长城，发民戍堡，阻遏寇锋。太宗微哂道：‘朕方欲与公等扫清沙漠，难道还要劳动人民，远修堡塞么？’于是遣使至薛延陀，册封酋长夷男为真珠毘伽可汗，赐以鼓纛，令他南图颉利，夷男方为诸部所推戴，欲正汗位，忽接大唐来使，非常欢迎，优礼相待，当下遣弟统特勒，随唐使入贡”，然后在郁督军山下，建牙设帐，号令近部，凡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诸部，统皆归附，且拟进军突厥，为唐效力。颉利闻讯大惧，遣使称臣，不许。“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统兵北征，即以张公谨为副，再令李世勣、薛万彻等，为诸道总管，分路进兵。共计兵士十余万，均受李靖节度”。 “贞观三年冬季，户部钩考人口，列为表册，计中国人自塞外归国，及四夷前后降附，共得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贞观四年仲春，接到北征军捷报，乃是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兵，袭破定襄，颉利仓猝遁去，番目康苏密迎降，献出隋萧后及杨政道(隋炀帝孙)二人”。颉利连败，遣使“赴唐都谢罪，情愿举国内附。太宗乃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同往抚慰，又诏令李靖率兵往迎”。李靖却想乘机灭颉利，谓韩信就用此计破齐，李世勣亦赞同，于是连夜发兵，“靖为先驱，世勣为后应，沿途遇着突厥逻卒，一律擒获，令作向导”。“颉利可汗，方接着诏使，闻已许降，心下甚慰”，全无戒备，忽闻唐军离营不过十里，大惊。唐俭等说，想是李总管尚未接洽，他们去阻拦，遂趁机逃走。“颉利听唐俭言，也信为实情，待俭等去后，尚以为不必设防，眼巴巴的望他退军。哪知帐外警报，络绎驰至，有说是唐军只相距七里，有说唐军只相距五里，于是出营遥望，果然唐军浩浩荡荡，疾驰而来，自知不及整兵，慌忙跨上千里马，轻身逃去，部众相继四窜。唐军闯入大营，如入无人之境”。李靖杀义成公主，將颉利子叠罗支解送京师。“颉利走依苏尼失(启民可汗母弟)，欲与他同奔吐谷浑。苏尼失迟疑未决，会李靖奏凯还师，但檄令灵州总管任城王李道宗(太宗族弟)，出兵追捕颉利。道宗即贻书苏尼失，令执送颉利来献，一面遣副总管张宝相，率军进逼，颉利闻了消息，走匿荒谷。苏尼失闻唐军将到，无法抵御，只好驰追颉利，到处搜寻，才将颉利拘住，返归营帐，巧值唐军掩至，遂把颉利作了贽仪，举众出降，漠南自是无虏廷了”。

太宗念颉利自便桥以后，“总算不甚入寇，尚有一半顾忌”，免死，“乃命太仆寺引去颉利，好意管待，给以廪饩。加封李靖、李世勣为光禄大夫，各给绢帛，颁诏大赦，赐民五日酺。上皇正徙居大安宫，闻颉利成擒，不禁喜慰道：‘汉高祖困白登，终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付托得人了，尚有何忧？’太宗进谒上皇，即奉上皇至凌烟阁，召集诸王妃主，及贵戚近臣十余人，置酒列宴，饮至半酣，上皇自弹琵琶，太宗起舞，诸王等更迭奉觞，为上皇寿”。“太宗敕令突厥降众，处置塞下，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皆为降众居地。又分突利故地为四州，颉利故地为六州”，“封突利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兼顺州都督，命颉利为右卫大将军，留住京中，苏尼失擒酋有功，特封为怀德郡王，寻授宁州都督。还有阿史那思摩，系随颉利入京，未尝请降，太宗因他忠事故主，特别加抚，授右武侯大将军”。颉利死后，其子叠罗支因事父尽孝，父死，哭泣甚哀。事为太宗所闻，大为叹息，“遂厚赐金帛，令袭职终身”。

“四夷君长，多诣阙入朝，推太宗为天可汗”。高昌国[吐鲁番市]、林邑国[越南南部]、新罗国[朝鲜南部]内附，“康(居)国[乌兹别克]也求内附，太宗以康国僻居西域，缓急不便往援，特却使不受”。群臣以太宗威振中外，屡请封禅。魏征以劳民等因，谏之，作罢。“畿内有蝗，捕食数枚，为民祷祝道：‘宁食我肺肠，毋食民禾稼’，又录死囚三百九十人，纵令还家诀别，限期来秋，再来就死。囚犯果如期皆至，因嘉他有信，一律赦宥。郑仁基有女，貌美多才，太宗特聘为充华。魏征闻她已许字陆爽，即上表切谏，有诏即停止典册。会修筑洛阳宫，将作大匠窦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为谏官所劾。太宗即令毁去”。

贞观八年冬季，(鲜卑)吐谷浑入寇凉州，李靖败吐谷浑，追击至(内蒙)乌海，踹破虏营，吐谷浑王伏允逃往突伦川[塔克拉玛干沙漠], 留天柱王部落在赤海[青海都兰县西南]防守，李靖破之，追至突伦川，伏允自尽，吐谷浑举国投降。

太上皇驾崩。

“长孙皇后抱病，逐日增剧，太宗心不自安，命太子承乾，日夕侍母侧。承乾欲请大赦，且延方士入宫禳灾。后呵禁道：‘赦令系国家重典，佛老为远方异教，俱皇上所不愿为，怎得因我乱天下法？汝不宜妄奏！’太子乃不敢请奏”。后时已大渐，与太宗诀别道：“妾生无益于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毋起坟茔，毋用棺椁，器用瓦木，约费送终，庶不致增妾罪戾，愿陛下勿忘！”又道：“此后陛下为政，能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劳役，止游畋，妾虽死无恨了”。皇后崩，年只三十六岁。“后天性仁厚，抚视庶子，几过所生，妃嫔以下，无不爱戴，训诫诸子，常以谦俭为先。胞兄无忌，本与太宗为布衣交，太宗因他为佐命元功，得出入卧内，且欲引他辅政。后固言不可，举汉吕霍事以为证。太宗不从，竟命无忌为尚书仆射，后反怏怏不悦，密令无忌辞职。无忌乃一再固辞，太宗才行准奏”。“后生平最喜观书，虽容栉不少辍，尝采古妇女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及崩后，始由宫司奏闻，太宗随阅随泣，览毕举示近臣道：‘皇后此书，实足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为无益的悲恸，但入宫不闻规诫，失一良佐，是以可哀’。”

“贞观十一年七月，大雨兼旬，谷洛水溢，流入洛阳宫，毁坏官寺民居，溺死约六千余人。有诏令所毁宫室，略加修缮，不得过费；撤废明德宫内的玄圃院，把院中材料，赐给受灾备民家；且命内外百官，各上封事，极言过失[指太宗的过失]”。

魏征卒，太宗痛哭，“尝语侍臣道：‘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征殁，朕亡一镜了’。”

太子承乾欲谋杀魏王李泰，未遂，又谋提前夺位，被贬为庶民。魏王泰之恶念被太宗识破，遂将他禁锢于北苑中，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太子治年只十六，太宗令日侍起居，遇事训导，每食辄语道：‘汝知稼穑艰难，方得常食此饭’。有时见他乘马，又与语道：‘汝须知马劳苦，毋竭马力，方得常乘此马’。及太子乘舟，又与语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子或栖息树下，又尝举‘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二语，作为箴励”。

贞观十七年秋季，新罗国遣使乞师，东伐高丽。太宗亲征。攻下高丽盖平城、卑沙城，进围辽东城[辽宁辽阳市]，太宗“见士卒负土填濠，也下马亲负土石，从官等相率负土，湮塞城濠”，“会值南风大起，太宗命锐卒缘登冲竿，纵火焚毁城楼，将士乘势登城，守兵抵敌不住，只好退去。世勣督兵杀入，斩馘万余人，获男女四万口，改号辽东城为辽州，遂进攻白岩城[辽宁灯塔市]。城上矢石交下，右卫大将军李思摩，面中流矢，血渍满颐，太宗亲为吮血，于是将士益奋”。白岩城主投降。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重伤，太宗亲为傅药，且搜获何力被刺的仇人，令何力自己下刃，何力谓各为其主，并不恨他，释之。唐军攻安市城[辽宁鞍山]。高丽十五万兵来救，唐军前后夹击，“突有一白袍将军，大呼陷阵，手中持着一支方天戟，盘旋飞舞，只见戟，不见人，从那一片白光中，戮倒高丽兵无数，唐军又纷纷随入，眼见高丽兵东倒西歪，阵势大乱，不消一二时，已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作一片战场了”。白袍将军，就是薛仁贵，太宗嘉奖他数语，且面授为他游击将军，并赐金帛及骏马。唐军围安市城多日不下，太宗因天气转冷，粮食将尽，乃收拾雄心，潜令班师，“自在安市城下，耀兵扬武，且召语城主道：‘朕因天寒思归，待来春再行亲征，汝等能出兵追蹑，最好是今日的机会了’。城主出城拜辞，太宗复在马上扬鞭道：‘汝能固守此城，直至两月有余，可谓忠勇。朕特赐汝良缣百匹，汝可领受！’”“总计太宗亲征高丽，共破十城，徙辽盖岩三城户口入中国，共七万人，前后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也死了二千人，战马十亡八九。太宗才有悔意，在途中叹道：“魏征若在，必不令朕有此行！’” “及抵营州，诏命将辽东战亡士卒，悉数舁至柳城东南，祭以太牢，由太宗亲制祭文，临奠尽哀，从臣亦多泣下”。

太宗曾误杀多人，复又生悔意。尝以为刑部尚书张亮当斩，“群臣阿附上意，多言亮有反意，应该伏诛，独将作少监李道裕(有异议)”。“后来太宗亦颇自悔，擢道裕为刑部侍郎，且语左右道：‘日前李道裕曾议张亮一案，朕虽不从，至今自觉过甚，所以朕命为典刑，当不致误人入罪了’。”

薛延陀真珠可汗卒，立庶长子曳莽为可汗，嫡子拔灼杀曳莽，自立为多弥可汗，寇中原，大败而归。回纥诸部乘势攻薛延陀，太宗亦命江夏王道宗，及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统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率所部兵，分道进击薛延陀。多弥可汗战死，余众或降或逃。回纥诸部归附唐朝。北荒悉平。

先是玄奘到中天竺取经，两国通使，其后国王尸罗逸多卒，遗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太宗遣王玄策、蒋师仁出使天竺，阿罗那顺竟发兵来击唐使，两人逃往吐蕃。吐蕃与泥婆罗国(尼泊尔)共同出兵讨伐中天竺，擒阿罗那顺及妻孥，“于是远近城邑，望风输款，共得五百八十余所。东天竺王尸鸠摩，也惶恐得很，忙送牛马三万头犒师，此外尚有弓刀缨络等物”。阿罗那顺免死，其随从那逻迩娑婆寐，“庞眉皓首，鹤发童颜”，声称自己年已二百余岁，说道：“奴素奉道教，得教祖老子真传，炼丹服饵，所以长生”。太宗信以为真，“令他改居宾馆，治丹内奉”。

“天象告变，太白星屡次昼现，由太史占验，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是个武安人，又封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刺史，寻由御史劾他谋为不轨，遂下了一道诏谕，把他活活处死”。

太宗遣番将阿史那社尔等，发铁勒十三部番兵，西讨龟兹国(新疆阿克苏)，先破龟兹联盟焉耆国(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后攻龟兹，国王布失毕被擒，唐军立布失毕弟叶护为龟兹王。

太宗病，对太子道：“我为服天竺方士丹药，自幸康健如恒，偏是后来没效，方士亦去，渐渐筋力衰颓，看来是不能久存了”。又因武氏应着图谶，欲杀把武才人(武则天)，但武则天愿意去当尼姑，作罢。

太宗崩，享寿五十有三岁。

参考文献：新、旧唐书，蔡东藩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