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成长的人通常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认为历史是用来歌功颂德的，不是歌颂一个民族的伟大，就是歌颂某位君王的英明或者某个朝代的辉煌。有这样思维定式的人在读教会史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历史学主要是用来总结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使它成为一面镜子，供后人反思，以免重蹈覆辙。如果读者想了解教会的辉煌，读教会史通常会使他失望，因为伟光正通常不是史学家感兴趣的话题。

历史是一门学科，有它专门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超出历史学范畴的事物，它不去研究，因此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了启示、没有了圣神、没有圣母显现、没有圣人圣迹、没有教宗训导，没有一切超性成分，剩下的就是一群罪人在管理教会，他们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即使是天主教徒写的教会史，他们也会坦然叙述教会所犯的错误，甚至似乎有意对此津津乐道，然而这就是史学家的任务。

以毕尔麦尔等著、雷立柏先生译的《教会史》（分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近代教会史三卷）为例。毕氏教会史的作者都是天主教徒，但该书不是专为天主教会写的，而是用作德国大学和各基督教派神学院的教科书。作者在导论上就说，本书不偏袒教会，事实上，他们岂止是不偏袒，而是处处在讨好教外朋友。诚然，向教外朋友示好没有错，但过分讨好也难免有失中立、客观的立场。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天主教徒在读本书时，有三点需要注意：

1、对历史上耶稣的描写容易引起人们误解

毕氏教会史在论及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是这样写的：‘一些近代的学者否认了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比如A. Kalthoff, P. Jensen, A. Drews, P. L. Couchond等。他们说，救世主是一个纯粹神话式的人物，他的神话来自近东地区很普遍的“神 – 人救世主”观念以及犹太人的Messias观念，但这些猜测是彻底批判精神的严重错误。一个来自2世纪的papyrus（手抄纸）的残片告诉我们：《新约》的记载在1900年的历史中是没有任何变化的。犹太作者和外族的作者也曾写了重要的关于耶稣的记载。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塔西托，+120年）在他的著作中（Annales XV 44）论及Nero（尼禄）迫害教会的事件，并且说，Pilatus（比拉多/彼拉多）总督使基督受死刑：auctor nominis eius [scil. Christianorum] Christus Tiberio imperante per procuratorem Pontium Pilatum supplicio affectus erat。小Plinius（普林尼）总督约于112年向Traianus皇帝写过信（Plin. Epist., 10,96）并且其中说，Bithynia地区的天主教徒们在礼拜中向基督唱歌，把他当作神（Christo quasi deo carmen dicere）。大约在93年，犹太历史学家Josephus Flavius（约瑟夫斯）在他的Antiquitates Iudaicae 20,9,1称Jacobus（雅各伯/雅各）为“耶稣的弟兄，而耶稣被称为基督”。然而，同一书中另一个章节（18,3,3）曾引起了怀疑：“那时候出现了耶稣，一位重要的人[如果能称他为人]，他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一位教导寻求真理的人]，他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是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当Pilatus顺着最高贵的人的控告，判他要被钉在十字架后，他的信徒们仍然没有离开他。[因为在第三天，他活着显现给他们，因为先知们预言了很多事关于他]。一直到现在，以基督取名的天主教徒团体仍然存在。”在括号中的话可能是后来的天主教徒编者加入的，因为它们不能符合Josephus的语言习惯。Eusebius（欧西比乌斯）大概已经知道这些插入的词组（参见Hist. Eccl. 1,11,7-8），但Origenes还不知道这些话。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些话是一位天主教徒加入的，在近代的学者当中有一些保卫了这些话的原始性（比如Harnack, F. C. Burkitt, A. Seitz, C. Willems, L. Wohleb, Fr. Dornseiff）。另一些学者（如E. Schuerer, E. Norden, P. Batiffol, P. Corssen等）说，上述的整段是后人插入的，都不是Josephus的原文。Josephus著作《犹太战争》在11或12世纪的古俄罗斯语译本中也包含了5段关于耶稣的话，但这些话肯定是后人加入的，不是Josephus的原话，虽然R. Eisler曾替这些进行过辩护。

‘完全虚构的是某一个Abgar de Edessa王（参见12,9）和耶稣的信件来往（见Eusebius, Hist. Eccl., 1,13）。另一些伪造的文献是Pilatus总督向Tiberius皇帝的一份关于耶稣死亡和复活的报告，以及Lentulus（据说是Pilatus的前任总督）向Senatus（元老院）关于耶稣的外貌的报告。在近代有Ernst Edler von Planitz（1910年）发表了一封信关于耶稣和他的门徒，据说这封信是埃及的医生Benan于83年写的，但实际上是Planitz的无礼伪造。’（毕氏教会史7.2节）

毕氏教会史论述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只有这一节。但这一节给人的印象是：提起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这便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涉及耶稣在历史上存在的文献不多，且大部分是伪造的。最重要的文献莫过于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但很多词句还是后来的天主教徒加入的。

事实是，在古代从未有人怀疑过耶稣的历史性，即使是天主教的敌人也不怀疑，只有到了十八世纪末，那时已有无神论存在，有些作者才开始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争论耶稣的历史性，他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仍在争论这一问题，但后来已没有人把他们的质疑放在心上了，因为他们的怀疑经不起辩驳。

毕氏回避了圣经以及早期教父们的见证和他们撰写的教会史，毕氏教会史提到的欧西比乌斯（260-341）是凯撒利亚主教，被誉为教会史之父，他收集了大量教内外人士对耶稣历史性的见证，包括约瑟夫斯《犹太古史》里的内容。奥利振（Origenes，185-254）也是教会史学家，还有圣坡旅甲（Polycarp，69-155）、圣爱任纽（Irenaeus，115-3世纪初，教父，里昂主教）、圣犹斯丁（Justin，100-165）、等等，都收集到教外证明耶稣历史性的证据，甚至包括犹太人对耶稣和辱骂。

教外历史著作涉及耶稣的片段不多（涉及早期天主教徒生活而间接涉及耶稣的片段当然就很多了），但也不像毕氏教会史给人印象的那么少。比如生于撒玛利亚的史学家他勒（Thallus）描述耶稣受难时遍地都变黑了的情形，而当时是满月时节，不可能发生日蚀。罗马帝国提庇留时代的历史记载也提到了这次非正常的日蚀。又如犹太他勒目（The Jewish Talmads）在他的《耶稣家谱》中称耶稣为童贞女之子，“………在逾越节的前夕，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些犹太人的记载对主耶稣就不尊敬了，比如犹太拉比犹迦南(R.Youchanan)的学生如乌拉（The Amoa Ulla）说：“你认为拿撒勒人耶稣还有权上诉吗？他引诱人误入歧途。怜悯人的上帝曾说过：‘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但耶稣却例外，他与当时的官府当权者有交情”，等等。还有罗马帝国薛东尼斯（Suetonius）、蒲林尼（Pliny the Younger）、鲁士安（Lucian）、大鲁士（Thallus）的作品以及罗马皇室官员哈德良（Hadrian）的记载等，他们都提到了耶稣。

至于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对耶稣的记载，认为括号中的词句不符合约瑟夫斯的语言习惯，由于书中没有交代这一段是用什么文写的，也没具体说明怎么不符合约瑟夫斯的语言习惯，我们不好随意下结论，但既然有人进行了反驳，显然语言习惯之说有它站不住脚的地方，甚至已被彻底驳倒，这样比较好说明：一些人因为语言习惯之说被驳倒了，才干脆提出上述的整段都是后人插入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人们后来找到了一篇阿拉伯译文，括号中的词句都在里面。

从教会的角度看，耶稣有十二宗徒及众多门徒，除了圣经，圣传、书信、记载不计其数，她没有必要从教外的文献中寻找佐证，早期教父和史学家查看教外史料，目的就是想知道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怎么看待耶稣的。他们会设法保护原始史料，绝不会去篡改它们。教会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把犹太人约瑟夫斯的记载作为耶稣存在的有力证据。事实也是如此，要是不看毕氏教会史，几乎没有人知道约瑟夫斯是谁。

《犹太古史》对耶稣一生作了很详细的叙述，譬如：耶稣是若瑟和马利亚的儿子，乃童女怀孕而生。但毕氏教会史没有提及。

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本来就不是正史，它是一部演义史，里面不乏夸张、虚构的内容。古俄罗斯语译本中添加了5段关于耶稣的话，这完全有可能，中世纪俄罗斯的天主教徒或者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或者是为了说明约瑟夫斯很友善，都有可能。

据天主教百科全书（原版，不是国内编译的删节版）介绍，《埃德萨王阿波格（Abgar de Edessa）与耶稣书信往来》是个传奇故事。该书就像《英王亚瑟与圣杯》一样，没有太多历史参考价值，尽管欧西比乌斯主教认为这样的传说总不会空穴来风的。

2、把圣人圣迹统统视为传说。

在早期教会开教初期，出现了众多圣人，他们行了很多圣迹，但是这些圣迹，包括耶稣、圣母的显现，都是超自然的，历史学无法解释，于是毕氏教会史不但统统将其视为传说，而且只字不提圣迹的具体内容，当然，主耶稣行的奇迹也没有提。事实上，毕氏教会史只把目光聚焦于世俗教会，至于默观教会的作用如何，它已超出了历史学的研究范畴。

3、奚落教宗之能事

毕氏教会史的作者们似乎有“柿子专找软的捏”的倾向。教外人自然是不敢得罪的，否则书无法销往德国各大学和各基督教派的神学院，但是，奚落奚落教宗，让兄弟教派的朋友们感到满意，圣父们是不会在意的。

从教会法来讲，对神职人员不敬是要受罚的；从伦理上讲，他们都有天主赋予的神恩、神权，平信徒批评神父就和批评自己的父亲一样无礼，况且教宗还是基督的现世代表，神恩、神权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只有教宗才有权利对先教宗提出批评，教会内任何其他人批评教宗，从理、从法都说不过去。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便出现了一种反叛思潮，无视长上，悖逆父母，只要使自己不顺心，张口便骂，管他是谁。即使在世俗社会，我们也应该尊重权威，毕竟我们是基督在子民，而不是造反派。对引领我们走向永生的教宗，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尊敬呢？

毕氏教会史把目光集中于教宗们处理外交事务上，而外交问题通常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很难说对和错，还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环境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以中梵建交为例，大陆教友可以很轻松地说：“既然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是障碍，那就和台湾断交好了。”而台湾教友会认为：“我们与梵蒂冈建交在先，双方关系很好，凭什么要我们断交呢？”可喜的他台湾教友已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度。所以说，我们很难判定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是对还是错，只有天主知道正确答案，更有可能的，是天主让教宗们做出的决定。我们凭什么去判断呢？我们无法像天主一样能看到事物的全貌，而只凭片面的信息去妄加评论，往往会酿成大错。对有些事情，我们可能至今都不明白教宗为何要这样做，可是，这重要吗？作为平信徒，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其它事让天主和教宗商量好了。

教宗们的首要任务是引领人类走向永生，而毕氏教会史极少提到教宗们在这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每位教宗都有他伟大、亲切、感人之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是教会史上最受争议的，然而正是这位教宗第一个颁赐玫瑰经各种大赦的敕书，第一个签署派传教士去美洲传教的法令。他的玫瑰经大赦敕书使无数天主教徒收益，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