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嗣位时年仅八岁，不能亲政，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主外，霍光请昭帝长姊鄂邑公主照顾昭帝饮食、起居，主内。所以起初的诏书都出自霍光，昭帝只管盖印而已。霍光沿袭汉文帝的做法，与民休息。”

“上官桀、其子上官安、桑弘羊等营私舞弊，被霍光阻，欲除之，他们与燕王刘旦串通，诬告霍光，昭帝看了弹劾奏折，搁置不理。上官桀等入宫探问，昭帝笑而不答。翌日上朝，霍光闻燕王弹劾，不敢进谒，昭帝让他进来，光免冠谢罪，昭帝说：“将军尽可戴冠，朕知将军无罪”。霍光问陛下如何知道？昭帝说：“将军至广明校阅，往返不到十日，燕王远居蓟地，怎能知晓？且将军如有异谋，何必需用校尉，这明是有人谋害将军，伪作此书。朕虽年少，何至受愚若此！”其时昭帝十四岁。”

汉昭帝十八岁亲政，二十一岁驾崩，在位十三年。

民生：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食货志》

祭祀：“昭帝即位，富于春秋[还年轻]，未尝亲巡祭云[等]。”

“昭帝无子，霍光等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时年二十岁。刘贺放纵无度，专喜打猎，郎中令龚遂屡谏不听。值朝廷遣使来接，刘贺才阅诏书数行，便喜得手舞足蹈，立即启程。行至济阳，要买长鸣鸡；抵弘农，见路上多美妇，命大奴善暗中物色，劫到驿馆，供其享乐。朝使闻之，告白龚遂，遂问刘贺，贺矢口否认，遂斩大奴善。”

“刘贺入宫，更是欣喜若狂，沉溺酒色，奏乐弹唱，不顾丧期。霍光忧之，与大司农田延年请皇太后废刘贺，另立新君。刘贺废，只当二十七日皇帝，“霍光特送入昌邑邸中，才向贺告辞道：‘王所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此后不得再侍左右了。’随即涕泣自去。”

霍光等只得再议立帝，选中有德行的武帝曾孙刘病己，是为汉宣帝。俗话说物以类聚，有德行的皇帝身边必多良臣，汉朝大治。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梁丘贺的《易传》{易经注释本}]、大小夏侯《尚书》[尚书解诂]、穀梁《春秋》博士。”

宣帝崩，寿终四十三岁，在位二十五年。

民生：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昭帝、宣帝之兴，史称昭宣之治。

宣帝的祭祀同武帝，只是更多地去泰畤。

太子即位，是为汉元帝。元帝敬天甚恭，亦谦逊，但仁有余而明断不足。

宣帝已预选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箫望之、太子少傅周堪辅佐元帝。

元帝虽重用箫望之与周堪，但也宠信宦官石显，以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争权夺利。箫望之等上奏削宦官、外戚[史、许两家]的权力。石显闻知，串通史家和许家奋力反击，元帝不能明断是非，结果箫望之被击败，自杀。元帝闻之大哭，诘责石显太过，但不忍杀石显等人。

“元帝多病，深居简出，命石显代为闻奏，显乘机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石显知元帝好儒，倒也举荐儒生，只要这些人阿附于他。这样一来，治国、直言之才，不见得被录用了。”

“元帝时灾害频发。大水、大旱、地震连年不断，致使国力下降。”

误把美貌的王昭君送出塞，也是元帝的杰作。

元帝驾崩，享年四十二岁，在位十六年。

民生：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汉书·食货志》

景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汉武帝，年16岁。

“汉武帝是位好读书的皇帝，喜儒学，嗣位后立即诏全国官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奏不要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流。准奏。武帝召来的贤良之士，皆为儒生，尤喜董仲舒。看了他的文章，感觉意犹未尽，于是一问再问，共有三问，董仲舒的对答，就是有名的《天人三策》，诠释上天、君王与民的关系，强调以此伦理关系治国，其要旨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汉武帝雄心勃勃，欲建明堂[祭祖配天的场所，可直接祭天。多设在宫中]，但遭到太皇太后[窦氏，实是个贤惠之人]反对，太皇太后大概认为甩掉五方上帝，直接祭天太不厚道。武帝不敢违命祖母，只好罢了。“太皇太后好黄老之术，曾让博士辕固看老子书，辕固说这不过是家仆之言，太皇太后大怒，辕固退出，又嫌他没有谢罪，使他入猪圈击猪，好让猪把他咬死，幸亏武帝闻知，命左右借他利刃，把猪杀死，方得活命。太皇太后恐武帝兴儒，所有朝廷政议，都要过目，不过只阻儒学，不问它政。”太皇太后所阻的儒学，恐怕只涉及宗教层面，她并没阻止武帝置《五经》博士。

太皇太后驾崩后，武帝未敢立即建明堂，仍去五畤祭天[从上文看，武帝没有不祭天的道理]。

汉武帝之所以能开疆拓土，是因为皇后之弟卫青，实在是太能打仗了，百战百胜，还有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带着骑兵，深入匈奴后方，神出鬼没。“霍去病出代郡两千余里，遇匈奴左贤王，屡战屡胜，杀敌七万余人，擒屯头王三人，其他将官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乌兰巴托东]祭天而返[按理说，霍去病没有资格祭天，可能是在塞外之故]。”

尽管汉武帝功勋卓著，但在历史上，他属于坏皇帝。连年征战，把文景二帝的积蓄全部耗尽，民苦不堪言。按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开疆拓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生。使民受苦，便是坏皇帝。

汉武帝年老后也想长生不老，方士们乘虚而入。

“武帝在方士怂恿下立后土祠。所谓后土，就是后来的地祇，俗称土地神。祠后土时要把祭品埋于地下。方士称，“后土”出自《尚书·武成》：“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此处的皇天后土应指天空和土地，因为此句的前面是“柴望 [以火祭天，遥祭山川]”，后面是“敢祗承上帝[冒昧秉承上帝]”。”

“方士李少君晋谒武帝，曰：“祠灶(神)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用敬天之礼拜仙人]则不死”。武帝亲祠灶神，命李少君负责炼丹，又遣方士去蓬莱寻找仙人。李少君病死，寻仙亦未果。之后，有方士少翁，说可以召来神仙，被武帝拜为文成将军，得赏丰厚。神仙不至，少翁待武帝幸甘泉宫，阴使人牵一牛入宫，少翁见牛，对武帝说，此牛腹中必有奇书。武帝命左右宰牛查验，果有帛书，语意隐怪。武帝看了多时，恍然大悟，原来此书系少翁亲笔所写，预先使牛食入。少翁问斩。方士栾大登场，被武帝拜为五利将军，不但获厚赏，还娶一公主。栾大“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颇能使唤这些鬼]”。武帝久不见有仙下凡，开始疑惑，栾大无奈，声言去蓬莱请仙，武帝遣人暗随，见栾大在泰山祈祷，去海边游玩，然后折返长安。栾大晋谒武帝，讲了见到师傅云云。栾大被斩。”

“武帝多次祠泰山，但不是为了祭天，而是为了遇仙，随后还巡游东海找神仙。”

武帝在泰山建明堂。

“日历改回以正月为岁首。尚黄色，衣服、旗帜均为黄色。”

终于有一天，“武帝亲耕巨定[山东广饶县]，复至泰山封禅，再祀位于泰山的明堂，礼毕，召集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无及。从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命遣散方士，一概不用”。“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资治通鉴]

“武帝又下诏悔过，自经此一诏[后世称为轮台悔诏]，武帝始不复用兵；就是从前种种嗜好，也一概戒绝。”

“越年正月，郊(祀)泰畤。”

“众臣欲为武帝祝寿，武帝下诏道：“朕之不德，致召非彝[匪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止一食者累月，何乐之足听？且至今余巫未息，祸犹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甚愧之，其何寿之有？敬谢丞相二千石，其各就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幸毋复言！””

武帝驾崩，“寿终七十一岁，在位五十六年”。

“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硃虚侯刘章等共诛之[《汉书》]。”吕氏家族就此覆灭，少帝也被杀。他们想迎立代国国王[高祖中子]，王犹豫，中尉宋昌劝道：“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又占卜，确定就是天意。“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太尉周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汉书》]。王乃赴长安称帝，是为汉文帝。

当年刘邦所说的约法三章，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立国初，只能沿用秦法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然后逐步用新法替代秦法，似乎到了汉文帝，才开始审视方士们都在搞什么名堂。他发现祭祀时还带祈祷将灾祸转嫁于民的，禁之。

“有司提议立太子，帝自称无德，谓上帝神明[泛指属神之列]未悦纳其祭献，黎民尚未满意，叔父楚王有经验，兄长吴王仁厚，弟淮王有才德，望择贤而立。众固请，遂立长子启为太子。”

“十一月，日食，十二月，又日食，帝曰：“朕闻之，天生蒸民[庶民]，为之置君[君:指皇帝]以养治之。人主[指皇帝]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请众人思帝之过失与不足。”

文帝又说，“昔日先王，远施而不求回报，遥祭[此处应指去远处祭祀]而不为己福，先民后己。今闻祠官祈福，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命祠官不得再这样祈福。”

有灾，文帝道：“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泛指属神与祖先之灵]废不享与？[难道就不祭鬼神了吗？]”

汉文帝增加了雍五畤的祭品，其后，在成纪[甘肃静宁县西南]出现黄龙。这龙至此还不是吉祥之物，“文帝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几乎想]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别在意]以朕劳。”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汉书》]。”

古时只有一个上帝，礼官制定礼仪时，应会考虑五方上帝与上帝的关系。从上文看，文帝敬天是毫无疑问的，祭祀忽略上天，说不过去。

方士新垣平假造祥瑞和五人帝，哄骗文帝建五帝庙，五帝坛，请文帝亲祭。新垣平造假事泄，被灭三族。“从此文帝不再去五帝庙、五帝坛祭祀，交给祠官去按时致礼。”

若说魔鬼见文帝祭天，又搞出五人帝，让他远离上天，天主教味道太重了，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文帝已知新垣平造假，不但不拆五帝庙、五帝坛，还让祠官按时致礼。由此可见，文帝对宗教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敬天之礼不会缺。

文帝崩，太子即位，是为汉景帝。景帝去雍五畤祭祀。

景帝“田租减半[三十税一]；整治贪官；男子服兵役年龄从二十岁开始[秦时法定17岁，但15岁也要服役]。笞[打板子]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后来又减笞三百至二百，减笞二百至一百。规定竹板长五尺，主干厚一寸，末端厚半寸，竹节削平，笞臀，行刑者打累了不得换人。

民生：“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文景之治时期，“民人给家足，都鄙[城乡]廪庾[粮仓]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意为钱多得数不清]。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百姓]街巷有马，阡陌[天野]之间成群，乘牸牝[母马]者摈而不得会聚[意思是骑母马让人看不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品行]而黜愧辱焉”。

高祖驾崩，太子即位，是为汉惠帝。大赦天下，七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免肉刑，减田租，十五税一[周朝十税一，秦朝三税二]。

惠帝仁厚，因怕吕后杀赵王如意，让他与己同住。一日，惠帝本欲与如意外出游猎，但时辰太早，如意未醒，惠帝不忍叫醒他，独自去游猎了，回来时如意已被吕后毒死。吕后又让惠帝去观赏人彘。戚姬已被截去四肢，挖出双眼，熏聋双耳，药哑喉咙，丢入厕所，身子尚能动，嘴大张着，却不闻其声。惠帝几乎吓晕，顿时精神恍惚，且哭且笑，服药宁神后，每想起赵王母子，便哀哭不止。太后遣人探视，惠帝复太后道：“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遂不再理朝政。

“惠帝在位七年而亡，寿终二十四岁，皇后无子，太后[即吕后]取后宫一童，充作皇后子，立为少帝，杀其亲母。少帝及长，知亲母为太后所杀，出怨言，太后闻之，杀少帝，立恒山王刘弘为帝，弘亦年幼，亦称少帝。吕后专权。吕太后虽阴毒，无非是为吕氏家族争权，但不扰民，亦无重大战争，加之良相辅佐，百姓倒也安居乐业。”

民生：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

祭祀与高祖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当时的祭祀，到底有没有上天的位置？

西汉的皇帝都知有上天的，不但口头，就是在诏书中也常提及天。他们总该有某种方式敬天。

谈及祭祀时，诏书中也提到上帝。但这个“上帝”到底是指上天还是指五方上帝？连当时的人都感到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明文规定，天又称昊天上帝；五方上帝可称为上帝，但不可称天。

这种混乱会不会是把五方上帝视为上帝的代言人而造成的？

按《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现在仅能找到的西汉祭文，只有汉武帝用的三篇，是祭拜三一神的。汉武帝时，方士们又发明出三一神，说这是天上最大的神明[不是上天]，五方上帝只不过是辅佐它的。其中一篇祭文是这样写的：“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

皇帝对上天是要称臣的，祭文中要称自己为“天子臣某”，哪敢说“皇帝敬拜”！显然，汉武帝视三一神为比自己高一级别的天主之臣而已。而且，宝鼎、神策是天授的。方士们说是三一神搞定的，汉武帝当然要去拜见三一神。

汉武帝本不愿去拜三一神，于是方士们假造宝鼎、神策，哄他去拜。

方士们如何祭五畤就不得而知了，但皇帝亲祭五畤时，应该有请五方上帝代求于天的意向。这与周朝祭天配祖差不多意思。

纵观历史，从战国到秦朝，人们还是知道有上天的，常讲天意如何，没听说五方上帝有什么旨意。但对于如何敬顺天意，就模糊了。比如秦国名将白起被赐死时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史记]

刘邦和项羽起事前均为普通的秦民。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陈胜吴广起义后，“会稽郡守殷通也想造反，邀项梁入府商议，欲拜梁为将，又想找到勇士桓楚。项梁假意赞同，又谎称项羽知道桓楚去处。第二天，项梁带羽入见殷通，才说几句话，项羽便挥剑斩殷通，兵士来阻，均被项羽杀散。项氏夺得会稽郡，招兵买马，得士卒八千人，由项羽带领，占据了江东[史家称：项氏此不义之举，已注定谁将称帝]。”项羽屠城，把二十万投降的秦兵杀尽，还谋杀楚怀王[当时项羽、刘邦均为怀王属下]，自称西楚霸王，但到了走投无路时，尚知有天。“他说这是上天要灭他，不是他的战略错误。有人建议他东渡长江，到江东伺机再起。项羽说，既然天要他亡，到了江东也没用，遂拔剑自刎。”

刘邦的行为颇合天道，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到了咸阳，废秦法，只与秦民约法三章，刘邦极尽孝道，亦知羞耻：“沛公一部下与郦生相识，把他推荐给沛公。沛公最不喜儒生，有儒生求见，便让他留下帽子，作为溺器，平时亦笑骂儒生迂腐。郦生进谒时，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一见郦食其儒生打扮，已经生厌，所以假装没看见，郦生问他此来是为助秦还是伐秦，气得沛公大骂竖儒。郦生说你如此怠慢，谁还会来给你献计呢？沛公听了，立即停止洗脚，整理衣服，请郦生上坐…”。“陆贾擢为大中大夫，得以时常进谒，与高祖大谈文治，高祖怒骂：乃公[高祖几乎不称自己为朕，即使在诏书中，基本都以“吾”自称]马上得天下，用什么诗书？陆贾说：难道可以马上治天下吗？如果秦朝施行仁义，效法先王，陛下还有机会得天下吗？说得高祖暗自惭愧，面红耳赤。高祖命陆贾以秦失天下与汉得天下，逐条解释，著成一书，垂为后鉴。陆贾著《新语》，共十二篇，高祖逐篇称善。”

刘邦尊孔，但对儒家思想，恐怕只知皮毛。称帝后，路过鲁地，“遣官备具太牢[太牢:豪宴]，往祀孔子。”

刘邦知有上天：“高祖病情逐日加重，不愿再治，吕皇后遍访良医，得一名医，称其病可治，却遭高祖谩骂，谓此为天意，命乃在天，即使扁鹊重生，也是无益，赐医士黄金五十斤，令其退下。”

中国古代的皇帝，就是大司祭，因为只有他可以祭天。所以皇帝的品行影响国家的兴衰。可汉高祖在宗教方面，可谓一笔糊涂账。起事时，为私，在自家的祠堂里祈祷，为公，则既祠黄帝，又祠蚩尤，衅鼓旗。蚩尤是三苗的祖先，但在中华传统中，蚩尤象征恶势力。

刘邦称帝时也不知祭告于天。

汉高祖曾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皇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比国家祭祀低一级]。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摘自史记。刘邦时汉朝尚赤色]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邑)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指天空]、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

“其后二岁，或曰[有人说]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后人祭献牲畜]。於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摘自史记]

从汉高祖的祭祀看，基本沿用秦礼，祭祀显然仍由方士们掌控。日本学者金子修一在《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中指出，西汉的祭祀与祭坛的装饰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西汉信奉黄老道。张良沉溺于辟谷中。汉高祖即使想恢复祭天传统恐怕也难。书都被烧了。祭天不是想有就有的，其祭文、礼仪需要有传统世界观的支撑。

不知者不为过，汉高祖得善终，但他身后发生的事却十分悲惨。

高祖本想废掉太子[吕后子]，另立爱妃戚姬子赵王如意。他钟爱如意，认为像他。他的废立想法遭众臣反对，太子太傅叔孙通竟以死相威胁，只好作罢。在高祖还活着的时候，吕后即与审食其私通。高祖驾崩后，吕后便将戚姬做成人彘，毒杀赵王如意。

此非天意乎？

民生：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好马]，而将相或乘牛车。上[皇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

未特别说明的，引号中内容均出自拙作《中国正史摘要》。

秦人本无国，为周朝附庸，他们在西北地区为周朝抵御西戎[行巫术的三苗，后称西羌]，秦襄公时，将其妹嫁给西戎王。犬戎[夏后氏之后裔]伐周，杀周幽王，秦襄公率兵援周，立有战功。周平王即位后，在秦襄公护卫下，将都城东迁到洛阳。周平王封秦襄公为伯爵，赐地，始有秦国。秦襄公“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汉书·郊祀志]。这是秦国独创，大概是从西戎那里学来的。“祠”是祭祖用词，莫非当时白帝尚未被神化？不得而知。

秦襄公子秦文公，东迁至雍城[陕西凤翔县南]，作为秦国首都，“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汉书·郊祀志]。“开始神化了。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汉书·郊祀志]。

按《汉书·郊祀志》，“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醒]，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而后世皆曰上天”[后世皆曰秦穆公所说的“上帝”是指“上天”。秦国仅此一贤王，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汉书·郊祀志

秦始皇得天下后，按理说要祭告于天的，但不见于史。他也不祭天。按《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秦始皇也不去五畤祭祀，由祀官代之，还让祀官祈祷把灾祸转嫁于民。按古礼，有大德的皇帝才可去泰山封禅，行祭天大礼。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德已不可斗量了，于是去泰山封禅，但遇雨受阻，未遂。人们讥笑他的祭献不受上天乐纳。秦始皇无法上泰山，只好在附近的梁父山封禅，所用的祭品，颇似祀感生帝的，但到底向谁祭祀却密不告人，后世无法知晓。始皇封禅十二年后，秦亡。秦始皇在求仙途中暴毙。

秦二世即位，祭天、祭五帝当然也没有，不过他上泰山，但祠而不禅，秦二世祠泰山后三年而亡。

秦二世赐杀前太子扶苏，苛政较始皇时更加严酷。因二世篡夺太子扶苏位，恐族人不服，留下亲弟子婴，杀尽始皇其他子女[始皇有儿女三十四人]，接着开杀老臣，李斯被灭三族[焚书坑儒由李斯提议]。立赵高为相，尚在得意之时，刘邦大军已近都城。赵高逼杀二世[在位三年左右]，立子婴为秦王[不再称帝]，欲与刘邦讲和，保全性命。子婴杀赵高及余党，向刘邦请降。秦朝覆灭，寿命不过十四年。

子婴原以为可保全性命，哪知来了杀星项羽。项羽入咸阳，屠城，杀秦子婴及秦室宗族，尽掠宫中财宝和宫女，自己留一半，另一半分给将士。然后火烧皇宫，挖始皇墓，取走墓中财宝。

方士都是道家之徒，按道德经，天造万物后就无为了，所以祭天就没必要了吧？[我看是成心逆天]，他们将伏羲、炎帝、黄帝、少昊[黄帝之子]、颛顼五人神化，称为五方上帝，并配有不同颜色，所以也叫五色帝，分别为：

伏羲 – 青帝 – 木德 – 东方

炎帝 – 赤帝 – 火德 – 南方

黄帝 – 黄帝 – 土德 – 中央

少昊 – 白帝 – 金德 – 西方

颛顼 – 黑帝 – 水德 – 北方

五方上帝辅佐上天。至于五方上帝如何辅佐上天，方士们没讲，后来干脆就不提了。

方士们说，历朝开国皇帝都是由其母与五方上帝之一的精相感而生。因此五方上帝也叫感生帝。

既然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乐观、进取的，可屈原为何自杀？

从小就知道屈原的故事，但总觉得他的自杀理由不充分。看了屈原的《天问》，终于明白了。所谓天问，其实是问天。屈原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在《离骚》中，他操心也太多：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屈原内心充满凄凉：“居愁懃其谁告兮，独永思而忧悲。鹍鹤孤而夜号兮，哀居者之诚贞。”

秋天是金色、丰收、快乐的季节，可屈原看到的是凋零；夕阳是色彩斑斓的，可屈原认为是黄昏。西周以后，首次看到黄昏一词。

屈原是有理想的：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这个理想恐怕高了一点。

屈原还间接提到了民风之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我无意讽刺屈原，看了《离骚》，觉得他怪可怜的，何况他善待百姓。

屈原[公元前343-278]是战国晚期的人，他和其他几个楚人的文章形成了《楚辞》。楚辞满文悲怆，充斥巫术题材，较之《诗经》，感觉完全是两类人写的。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也就几百年时间，究竟是什么使人的思想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楚辞》反映了楚人的特有文化，它是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结合。但纵观历史，《楚辞》的悲情文化应具有普遍性。

春秋晚期，周灵王[? -公元前545年]请方士[巫师]苌弘辅佐，试图通过巫术使各诸侯国顺服于周廷。各诸侯国竞相效仿，于是巫术开始在全国蔓延。周灵王死后，苌弘继续辅佐周廷。

孔子看到后果了，他发现天道已乱，于是毕生精力用在恢复中华传统上。孔子也听说过人们效仿蛮族，他评价晋人：“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晋国不久被六卿篡位，分裂为赵、魏、韩三国。战国时代自此开始。

孔子[公元前551 – 479]与苌弘[约公元前565年—492]为同时代人，曾向苌弘学乐。大概是因为师徒之交，孔子避谈乱力、怪神。至于苌弘的世界观，无从知晓，只能从《左传》的零星记载中看到，他似乎知有天道，但晋臣叔宽说他违天，必亡。苌弘后来惨死。

战国晚期，方士邹衍[约公元前305年－240]等众在齐国和燕国沿海逐渐壮大起来，形成方仙道，其主要思想为五德终始说，“五德”是指五行中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转。比如，张三因天授五行中一德，而成为天子。当其德衰微时，上天便会授予李四五行排序的下一德，取代张三，成为天子。

五行说出自《周易》，但不涉及德。从朱熹的《周易本义》看，周易不是用来算命的，而是用来揣摩天意。《周易本义》提到四德：元、亨、利、贞。其中元德介绍得最为详尽：“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也。又为四德之首，而贯乎天德之始终。”至于亨、利、贞：“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这四德又与人奉行天道有关。但是，“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由此可见，德行是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

方仙道并没说五德具体指哪些德行，但宣称五德是相克的。这无疑是说天道是自相矛盾的。邹衍之徒认为，舜帝是土德，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秦灭周，又因水克火，所以他们认定秦朝是水德。水德是什么德行？方士们似乎认为这不是重点，而是对德的颜色抱有极大的兴趣。由于黑色属于水，他们认为秦朝要崇尚黑色，服装、旗帜均黑。

对于普通人而言，要看他们的运势了。对于运势差的人，当然要向上天祈祷了，以求好运。

方仙道席卷全国，方士们俨然成了人与上天的中间人。他们看面相，对于印堂发黑的人，也许要喝一碗符水，方能逢凶化吉。人要长生不老，只靠德行是不够的，还要服用他们的丹药。他们也引鬼上身，向人传递些超自然的信息，但奇怪的是这些信息都来自阴间，从未有上天托他们捎什么话。显然是魔鬼作祟。孔子看不下去了，要求敬鬼神而远之。

人们已不再思考如何按上天的旨意生活了，而是忙于打听哪位大师灵验。人远离天道后，不再以敬顺天意为乐，而以功利为耀，当四处碰壁，到了老年仍一事无成后，怎能不悲？

屈原是反省的，他说：“内自省而不惭兮，操愈坚而不衰。”但屈原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来，他没有积极寻觅上天的旨意，他本可以振作起来，去尝试另一条路，也许那才是符合天意的路。

压垮屈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世界观。

读史至此西周，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价值观就算了解了。历朝帝王，包括外邦的元朝和清朝，均视此为社稷之根基，唯有秦朝是个例外。

承载这个价值观的书，就叫《书》，后人称其为《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此为历朝帝王、名门子弟、考取功名者的必修之书。将相常引述《尚书》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古人看来，《尚书》里的话就是真理。敢挑战《尚书》的，大概只有孟子了。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尚书·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他指的是武王伐纣过于血腥，不可取。

按秦始皇的想法，他才是中国的首位皇帝，所以叫始皇帝，他的后代便是二世、三世，直至永远。他在“帝”前面还加了个“皇”字，以表明上古的帝不是皇帝。焚书时，他似乎对《尚书》格外关照，以致汉文帝向民间诏求遗经[《尚书》为五经之一]时，别经尚有人民藏着，陆续献出，独缺《尚书》。

后来，汉文帝听说济南伏生已背下《尚书》，立即遣鼌错前往受教，错是河南禹州人，听不太懂济南方言，辛亏有伏生女羲娥逐句传译，方得《尚书》中的二十九篇。到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意外发现一本《尚书》，但字迹多腐蚀，不过还是能够挑出二十九篇，所以现存《尚书》总共是五十八篇。晋朝时又有人献《尚书》，但经考证并非真本。

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价值观，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敬顺天意”。

五经之一的《诗经》，成书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它其实是部诗集，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人们的思想和对生活的态度。它显示了传统价值观在民间的应用。因此被视为正典。孔子常引用此书。

透过诗经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敬顺天意、单纯、乐观、进取。诗经也叙述悲剧，但哀而不伤，怒而不怨。他们若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会坦然接受，天意如此嘛。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人常有过失]，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不断反省]，而后作[振作]；征于色[别人对你怒形于色]，发于声[发声指责你]，而后喻[悟]……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现代人，若仍保持此传统，还会有忧愁吗？

出于什么动机，使我们厌恶那些不被教会欣赏的书，包括那些所谓的名著？这几天我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出于自信？有一定道理。教会的训导已经足够了，她的书多到读都读不完。我拒绝接受任何相反教会道理的书和它们鼓吹的思想。

出于自信和自尊？更贴切一些。如果我追星，如果我崇拜名人，如果世俗权威列出名著清单，我就要去读，我便失去了天主教徒的尊严。我们只度教会让我们过的生活，只接受教会传授的真理。所以，那些所谓的名著，只要相反真理，在我眼里便一文不值。“哦，他们可是名人”，有人或许会说。我自有我的名人标准。外人不认可我的名人清单？那是他们的事。外人还说我信天主教是#%*^&～，那也是他们事。至于是否有必要向他们解释？完全取决于我的心情。通常我没那个兴趣。“他是诺贝尔奖得主！”哼，自从他们没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圣若望保禄二世之后，该奖在我眼里也一文不值了。“你的想法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有人提醒。干嘛非得一样？我就是我，我有我的全部特征，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喜好，我有我所信奉的东西。我因此让外人[我说的是外人，不是亲友]感到不快了？我的心肠还没好到去担心外人的心情。

今天月省，神父讲到了faithful[忠实]，话题涉及忠实于信仰。这才是关键。faithful包含两层意思：

1、忠贞

2、坚定地遵守承诺或责任。

faithful不单指信仰，比如faithful friend，意思是忠实的朋友。

忠实是君子所为，小人毫无信义可言，当然不知忠实为何物。我不必多讲了。

诚然，一些启蒙哲人的话，不是句句都无道理，但毕竟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不宜引述；用他们的话支持我们的信仰，更是荒谬绝伦。我曾提到，黑格尔说过：一切真理来自天主。“他是反教会的”，本会神父们对黑格尔相当嗤之以鼻。我还曾想在网上介绍拿破仑的胜战，“不要宣传他，他是反教会的”，本会提醒道。拿破仑出了一些限制教会的政策，但出于跟教宗作对，因为教宗对法国的敌人也保持友善。拿破仑的问题是自高自大，甚至不把教宗放在眼里。他在流放期间倒也知悔，曾叹道：“我是天主教徒，应该有灵性生活。”教宗得知后，请英国[拿破仑被英军囚禁]给他安排个神父。

西方人几乎都有明确的思想体系，与他们聊天，很容易发现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受到哪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则不容易看透，他们好像是各种思想的混合体。曾看过一个演讲片段，他把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的话都加进去了，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中国人听起来觉得很正常，但足以把西方人搞晕。他有什么信仰？持什么价值观？西方人会认为他不知所云。但无论如何，作为本门子弟，应该有明确的价值观，而不受其它思想的影响。

有人可能以为是小题大做，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我曾工作过的一家美国公司，是搞技术转让的，就是给客户建厂房、安装生产线，然后教他们如何操作，公司如何管理。台湾客户很认真，讲座时他们生怕漏掉一个字，讲座后，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国内客户，是个著名国企，我讲管理的时候，他们私议道：哦，这就相当于咱们的什么部门。哦，这就相当于咱们的什么体系……我觉得没必要再讲了，无师自通了，于是把管理手册交给他们了事。相当于和等于是两码事。毫无疑问，台湾客户的产品质量就是比这家客户好。我向德国凯斯比公司买泵，坚持要德国生产的。他们说国产的凯斯比泵质量一样好，而且便宜。不要。最后他们说实话了：“你说怪不怪，中国厂的设计、设备、原材料、操作、管理与德国的完全一样，员工都在德国培训过，可泵的质量就是不如德国生产的。”输在细节上。

同理，教会的价值观不能参杂进其它东西，不能“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否则，其结果照样是“差以千里”。